有媒体报道，浙江省丽水市理科状元郑某，因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，需做骨髓移植才能治疗，费用将近百万元。这对于生在普通家庭的郑某来讲，无疑是一笔沉重的费用。不过，当郑某的个人情况发布后，3个小时内，竟然募集近80万医治款，同时收到“满屏”的鼓励。
然而，令人感到惊诧的是，依照媒体透露的细节，郑某的父亲因病去世已9年，当时家里就欠下高额债务，一直以来母子俩相依为命。虽然，“家庭情况”不是决定一个人成长的主要因素，但在这种家庭条件下，郑某竟能以市状元的身份拿到浙江大学工科试验班(竺可桢学院交叉创新平台)的录取通知书，也是很不容易。
可惜，造化弄人，在他即将步入大学前，竟然查出“白血病”，着实让人感到悲伤。还好，随着社交化公益的全面化，郑某得以筹集医治费用。不过，就事论事，虽然郑某在具体的“筹款事件”中，算是被救助的“弱者”，但因其坎坷中依旧能有自强不息的生活态度，也为“筹款顺利”奠定基础。
事实上，无论我们是否愿意“直面人性”，但在人性底色的维度里，人们还是更愿意救助弱者中的“精英分子”。所以，有必要对救助的一些特征进行一下说明。与此同时，也要更清晰的对救助方式进行双向评析。
其一：“救助”的附加条件为何会陷入两极化？
随着社交媒体的生活化，“社交公益”已经成为小范围内“自救”的一种方式。但从具体的案例来看，似乎在基本的条件符合救助的情况下，一些特别的条件却成为“刺激救助”的决定性因素。从某种意义上而言，就是“被救助者”算不算弱者群体中的“精英分子”，这对于“救助者”来讲似乎很重。
坦白讲，就是“救助者”是否觉得“救助本身”有价值。如郑某的情况，如若只是普通准大学生，似乎“捐款的力度”就会相对弱一些。而这也再次实证，普遍的救助意义，除却有“打捞弱者”的价值，同时也有救助者“自我实现”的价值考量。
这种情况下，“捐款的力度”往往容易陷入“两极化”，换句话讲，“救助”的附加条件也会更为苛刻。说到底，如若仅是为“治病救助”，就属于“纯粹的救助”。而作为身份的考量以及社交公益的存在，“救助”的附加条件反而比病情更为重要。这实际上，在具体的实际案例中都有体现，这里不再赘述。
其二：“社交公益”的同情心不纯粹，但很管用。
这里不是要讨论“社交公益”好不好的问题，因为毋庸置疑。但是，从“同情心”的成分比重去看，或许并不纯粹。我们很清楚一点，在社交公益上，由于可以直接的看到“捐款的行为互动”，并且实时的可以触及“救助的额度”，这就使得抽象的“同情心”触手可及，所以人们更愿意参与其中。与此同时，“救助者”也能在具体的“社交公益”中给自己的“社交人设”加分。
从某种意义上讲，属于双赢的局面。当然，之所以要掰扯“同情心”的成分比重，还是基于“救助”的附加条件很重要在看待“救助”。或许有人会讲，这种看待救助的方式，是在亵渎救助者们的“同情心”，但这里强调的是人性的复杂性和可能性，只有直面它，我们才能更好的面对自己，更好的面对别人。
事实上，对于救助本身，也没必要强调纯粹与否，就像明星做公益，有爱心的展现，同时也会收获名誉上的价值，这实际上不矛盾。最关键的一点是，在搞清楚“同情心”的不纯粹后，我们还能较为真实的去实施“捐助”行为，就证明公益是有效的。
其三：“救助”的附加条件，决定“救助”效率。
我们从“其一”中的逻辑里，可以实证弱者中的“精英分子”更容易获救，从“救助者”的角度上而言，就是救助的“性价比”要高。从这个意义上看，似乎就能更好的理解，为何年龄小的婴孩和身残志坚的人群更容易被同情，是因为从“救助者”的意义上讲，除却救助当事者本身，更重要一点是“救助希望”。
而多数人的“希望之火”，事实上比所谓的“救助款”更为重要。每一个“救助者”在点燃希望的同时，也能给自己和周围一些照亮，这也正是“社交公益”在这几年发展迅猛的主要驱动力。不过，这里面有几点关乎“救助”效率的因素不容忽视，更不能回避。
从年龄上看，年龄越小，越容易驱动救助的可能性；从个人影响力（行业的、人群的、圈子的）看，影响力越大，越容易驱动救助的可能性。当然，还有很多较为特别的因素也会决定救助的可能性。就比如人们最不愿意和公益挂钩的“颜值问题”，可“颜值问题”却真切的影响救助本身。
“救助行为”确实高尚，但不能保证所有“救助者”的出发点都在同一水平面。因为确实有的“救助者”，会被“受助人”的“颜值”左右，并摆出救助的姿势。这实际上与人们关注“断臂美人”是一个道理，这没什么好回避的，因为确实真切的存在于具体的救助过程中。
所以，要认清一个残酷的现实，关乎“同情心”和“公益心”也都是有门槛的，只有自身带有“希望”的可能性，才会被更多人关注，要不然在病情一样的情况下，那个“年龄小”和“更优秀”的人会最先得到救助，而这与惯常生活中的基本法则近乎一样。
原创文章，谢绝转载，首发微信公众号：qingnianxuejia。
市状元查出白血病：为何人们更愿意救助弱者中的“精英分子”？
